·杨启先:见证国企改革_经济改革_中国改造论坛网

杨启先:见证国企改革_经济改革_中国改造论坛网
来源:http://www.ilhorza.com 作者: * 发表时间 : 2016-11-28 11:34

  1927年6月出生,重庆市人,中共党员,1951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工商管理系。曾先后在国家规划委员会综合局、河北大学经济系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曾任国家体改委综共计划局局长、专职委员,并曾兼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办公室副主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副会长、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教养。

  参加过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组织和参加了历次经济体制改革中长期计划与年度方案制订、多次介入过全国性重要文件和讲演的起草……担当过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局局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计划研讨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的杨启先传授,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的历程、发展理念变革、改革方法等,既是推动者,也是见证人,对深入改革的重点和难点等都有较全面的理解和意识。

  杨启先1927年6月出生,1951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工商管理系。作为一位有名学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体制建设、宏观经济管理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研究方面,杨启先同样也获得了显明成就,《国民经济方案概论》《中国市场经济大趋势》《中国企业改革的主要模式研究》《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前程》《中国的道路??经济改革15年教训总结》等论著在学术界也失掉了广泛好评。

  常州综合改造试点与“巴山轮会议”

  “改革开放30多年,最值得我回忆的两件事,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常州综合改革试点和 ‘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即舆论媒体所称的 ‘巴山轮会议’。”在早先的一次学术会议之后,杨启先接受采访时这样对本报记者说。

  1982年夏天,杨启先作为国家体改委工作组的成员来到江苏常州推进试点。这次会议,有两个小货色引起了杨启先的兴趣。让他印象深入的,一个是“煤油灯罩”,另一个是“老虎灶”。杨启先回忆说,当时电力供应不足,好多家庭点煤油灯。煤油灯要有玻璃罩,从前玻璃罩是计划供给商品,6分钱一个。因为赚不到钱,企业不愿意生产。一个居民小区大略要几个月时光,才华批下来一两个煤油灯罩,而后层层往下调配。到了居民组长或者生产队长手里,他们乐意给谁就给谁。因为煤油灯罩稀缺,干部想买到灯罩,往往得请居民组长或生产队长吃饭喝酒,搞好关系才可能拿到购买指标。对这些景象,参与综合改革试点的工作人员集体研究,决定把一些无关紧要的小商品价格放开,让企业依据市场需要去组织生产。

  于是,常州综合改革试点就首先拿煤油灯罩来试验,放开价格,成果当然十显著显,供应紧缺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杨启先回忆说,煤油灯罩价格放开后,涨到了2毛钱一个,比较6分钱,涨幅很大。“我们就问居民有没有意见,他们说没意见。问为什么没意见,居民没提涨价问题,因为过去三个鸡蛋卖6分钱,可以买一个煤油灯罩,当初三个鸡蛋卖2毛钱,仍可以买一个煤油灯罩,而且不愁买不到,当然不会有意见。”杨启先说。后来,工作组把这个情形写了一个小呈文,胡耀邦同道立即批示,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应该把小商品价格逐渐放开。

  “老虎灶”的事也与煤油灯罩类似。因为煤炭供给不足,当时老百姓家里烧开水都要生炉子,为节省煤炭,就组织起来搞老虎灶。老虎灶上,水壶一字排开,排在前面的水壶烧开后,只有花1分钱就可能灌一瓶提走。不过,老虎灶得要街道或者群体来搞,一个城市不几个老虎灶。民众要翻开水,得跑多少条街,很不方便。在试点中,工作组决策允许私人出资搞老虎灶,并允许他买煤炭。这样一放,老虎灶多了,价钱没涨,人们打开水就不用跑很远了。工作组将此事也写了一个报告,胡耀邦据此批示说,个体经济不能限渡过去世,一定要放开。

  让杨启先记忆深刻的另一件事,是1985年9月召开的“宏观经济治理国际研究会”。因为是在重庆开往武汉的“巴山号”游船上进行,所以,在中国改革开放思维解放的过程中,存在标志性意思的这次会议也被媒体和研究者称之为“巴山轮会议”。会议经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由中国经济体系改革研究会、国务院经济研讨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奇特主办,世界银举动会议供应了支撑。加入会议的外方专家有英国的凯恩克劳斯、美国的托宾、联邦德国的埃明格尔、法国的阿尔伯特、匈牙利的科尔奈、日本的小林实以及世界银行的林重庚和伍德等。中方代表有薛慕桥、安志文、马洪、刘国光、高尚全等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总共30多人。作为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会议综合报告就由杨启先执笔起草。

  杨启先回忆说,只管只是个研讨会,开会时间也不长,但这次会议的影响很深远。起因在于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改革的目标始终存在很大辩论。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概念,然而商品经济究竟怎么搞?目标模式究竟应是什么样?要树立商品经济体制需要搞好哪些改革?当时都不是很清楚,对西方经济、真正的市场也并不熟悉。“巴山轮会议”请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来论证中国的改革,他们的观点在当时来说,对我们的触动很大。例如匈牙利专家科尔奈提出,世界上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不过乎两大类:一类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调节;另一类主要是通过市场手腕调节。第一大类又分为直接行政调节如苏联模式和间接行政调节如南斯拉夫模式。第二大类也分为完全非控制的市场调节和宏观控制下的市场调节。科尔奈认为中国应当走宏观操纵下的市场调节模式。“当时,这些思想对我们的启发非常大,后来我们改革的目标模式基本上就是依照这个思路来定的。”杨启先说。

  “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党的决定

  杨启先参加起草了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核心对经济系统改革的决议》,在这个中国改革的重要文件中,第一次将“商品经济”的概念列入其中。

  对这一经历,杨启先回忆说,1984年7月,中央在北戴河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提纲。这一文件中,改变了原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成为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之一。“起草过程中,对要不要提‘商品经济’的争议很大。”杨启先说:“岂但在起草时有争议,就是在文件发布后,争论也没有停止。”

  商品经济论的概念在当时的理论学术界已不新鲜,但中央文件中尚未波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向中央倡导,要专门起草一个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北戴河举行的探讨会由胡耀邦主持,两次讨论之后,胡耀邦对没有跳出规划经济圈子的提纲仍不满意。他强调,这是一个历史性文件,必定要写好。因为原文件起草班子思惟解放得不够,胡耀邦调剂了起草小组的负责人,改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林涧清为首,同时文件起草小组增加了郑必坚、龚育之、林子力、滕文生、高尚全等人。只管如斯,仍有人反对在文件中写进“商品经济”,主要是害怕将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混同起来。对此,时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高贵全想了个措施,提议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名义,在西苑饭店开一个理论研讨会,通过理论界的意见来影响起草小组的思想。通过这次研讨会,20多位实践界学者认为,应该明白地把“商品经济”写进中央文件中去。这一见解反馈到文件起草小组后,中央又招集了约1500人探讨和征求看法,终极决定将“有打算的商品经济”写进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

  见证国企改革历程

  因为在国家盘算委员会、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体改委、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筹划研究办公室等局部的工作关系,杨启先基本上全程见证了中国国企改革的进程。

  杨启先参加过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谋划到第三个五年方案的编制、组织和参与了历次经济体制改革中长期规划与年度方案制定,尤其是对国企改革,杨启先认为,长期以来,我们始终讲公有制为主体,但对公有制的懂得局限于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国有企业改革,改来改去,在思想深处总是把国有制作为公有制的高级情势,不想对国有经济动大手术,老是想进行些小的调解或适当完善,搞一点放权让利。这种以放权让利为主的改革办法,诚然起过一定作用,但没有可能真正使国有企业成为及格的市场主体,没有改变企业依附于政府的地位。

  杨启先回忆,1983年“利润分成”的改革失败后,对国有企业改革曾提出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以首钢为代表,主意推行在城市成功的承包制准则。对此,当时有的部分表示同意,国家计委、体改委不同意。反对者认为,在乡村,能够履行“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因为本来交国家的就很少 (约3%),实行承包制基本上是把群体收益留给了个人,可以充分调动农民的踊跃性;而在城市中,原来国有企业利润根本上全交国家,实施承包制,给企业留多少,职工得多少,难以判断,并且承包制无奈转变企业对政府的从属关系,难以从基本上解决问题。

  另一种思路是,搞政企离开,搞股份制。杨启先支持这种观点,1983年,他撰文谈政企分开,后来在批“精神沾染”时,这种观点还受到了批评。

  当时中心决定时,承包制的主张占了上风,1987年开端全面推行承包制,不外,也在小范围内开始摸索股份制试点。

  1991年,中央对以承包制为主的企业改革进行了总结,提出要重点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随后出台了转折条例。条例重点规定了企业十四条经营自主权,但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行政管理没有改,企业对政府的行政附属关系和依靠地位也没有改。如此,要么权利没有放下去,要么出现“内部人控制”,经营者为所欲为,当时武汉的于志安携款私逃事件证明了这一改革思路最终是行不通的。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要进行制度翻新,建破现代企业制度。到了十五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解放思维,公有制可以并且应当有多种实现形式。也就是说,不要死逝世抱住国有制这一种公有制实现形式,而应努力探索更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新形式。比喻,对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对小型企业实行股份配合制等。这就从理论上解决了股份制“姓公姓私”的问题,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打消了思想妨碍。通过股份制改造,建立古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改革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

  对国有企业改革,杨启先以为,国有企业是否走出窘境,赢得挑战,成为关系到全体公民经济是否实现良性循环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要害,甚至确实实确成了关联到党和国家福气的一个大问题。他认为,国有企业问题的严格性突出地表现在多少个方面:首先,国有企业的高投入、低产出、效益差,长期得不到解决。第二,国有企业的亏损越来越重大。第三,国有资产散失严重。从前国有企业亏了,是靠国家财政来补贴。后来,国度财政无力注入资金补亏,企业只好靠银行贷款过日子。结果,国有企业的负债率越来越高。第四,企业濒临破产田地和下岗职工越来越多,社会安定受到重大影响。

  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首先波及到一个意识状态的问题,即姓“公”还是姓“私”、姓“社”仍是姓“资”的问题。

  杨启先回想,当时,咱们头脑中有一个积重难返的观点,就是在所有制问题上,越大越公越好。改革开放以来,从提出农业“包产到户”到今天的国有企业轨制创新,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不免引起理论战论,中央问题就是姓“公”姓“私”,即姓“社”姓“资”的问题。农村包产到户问题多少还好办一些,因为在人们的观点中,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主要不是取决于农村的集体所有制,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里的国有企业。于是碰到国有企业的改革,事件就敏感多了。

  应该看到,由国家掌握相称一部门生产资料,这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所独有的,不能在社会主义与公有制之间划上一个等号,因为在不少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国有化的比例也不小,[求助] 网站后盾乱码,求大神帮助哪里显现问题了。即使在良多资本主义国家,相当一部分公用、公益事业以及能源、交通等属于基础设施的企业,不少也掌握在国家手里。因为他们也意识到,让这些事业跟产业私有,或者会由于无利可图而不人干,或者会因为私家垄断而带来种种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但在这方面,咱们长期以来显然是陷入了斯大林所设定的社会主义实际的误区。

  切实,单纯意思上的公有制,无论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都不是一种最空想的决定。首先,对企业实行公有制,不可避免地会使政府行政的因素在企业的经济决议和经济行动中占据主导的位置。这种人为因素的干预,必定造成很多问题。除了影响企业按照市场须要来决定本人的出产和销售以外,一旦因为种种起因导致企业陷于困境,还会浮现找不到谁来负责的怪气象。实际上,这反映驰名为国有但“企业究竟是谁的”这个问题并不清楚。因为“国家”也好,“全民”也好,毕竟都只是些形象的概念。

  十四届三中全会公报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特色概括了四句话,即“产权清晰,权责清晰,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四句话应当说概括得无比好。也可以说是各国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具备的独特特点。但三中全会那四句话发表后还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辩。一提到产权关系要改革,好多人就想不通,认为当初国有企业的产权已经很明晰了,就是国家的,还说不明晰,是不是要清晰到私有化去?把问题又提到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意识状况高度,要搞产权改革当然就艰难了。

  杨启先认为,中国经济的改革,是一种全方位的经济体制改革。其最主要的内容,包括五个方面:经济的运行方式,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从单一的公有制,改为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并存;分配制度,从单纯强调按劳分配,改为以按劳调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办法并存国家宏观调节制度;从直接调控为主,改为以间接调控为主;从单一的国家所有制,改为混杂所有制或非国家所有制。时至新世纪之初,前四方面的改革可以说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市场经济方面,各种商品的价格90%以上已经放开由市场造成,生产因素市场也正在迅速发展;所有制结构,按GDP打算的非国有部分已占70%以上;宏观调控手段已经从以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为主,改为以财税、金融等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为主;分配制度方面,平均主义“大锅饭”已经被攻破,首次分配改革进展比较快,再分配改革进展虽比拟慢,但以效力为基础并器重公平的制度正在逐步建立。进展相比滞后的,主要还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的问题,最核心的是产权制度不公平,包含资产不实在、归属不清晰、国家一股独大、所有权不到位、权责不明确等等。因为产权制度不合理,就必定会呈现政资不分、政企不分、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等种种弊病,国有企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不能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才最终明确:产权是企业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国企改革要建立归属明白、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淆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从此,可以说国有企业改革才走进了正确的轨道。

  对深入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杨启先认为,首先是要有利于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牢固,恰当缩小国有企业的范畴,解决国有企业数量仍然过多,管不了也管不好,效益效率又太低,有些甚至已经成为国家“包袱”的问题。中央明确了坚持国有企业的范围主要在四个领域:有关国防保险的产业、有关特殊垄断的产业、有关生产公共商品和为公共服务的工业、有关支柱产业和高新技能产业中的骨干企业。其次,根据企业不同的情况,辨别采取两种不同的产权改革方式:一种是对为数众多的国有小型企业和大部门非关键性的中型企业,主要调整完美所有制结构,即在不导致国有资产消散、不逃废银行债权、妥善处理好员工权利的前提下,通过多种形式将国有产权逐步退出;另一种是对连续保持国有或国有产权为主的大型企业和部分重要的中型企业,主要通过规范公司制度化,实现制度翻新,建破古代企业制度,即规范的公司制、股份制企业。其尺度与否,关键是必需做到“四化”:第一,资产真实 未审化,即必须经过全面准确的评估,真正弄清企业有多少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力,弄清国有的到底是多少;第二,产权人格化,即国有产权究竟由什么单位和个人去代表、去负责,并明确这些单位和个人,对国有资产权益保值增值负应有任务;第三,股东多元化,即解决好原来国有企业一股独大,主要由内部人把持,形不成股东彼此制衡、集思广益、正确决策的局面;第四,管理科学化,即必须建立起一套迷信的法人管理构造,有完善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及其运行制度,形成所有权、决策权、监管权、经营权之间既能彼此合作协调,又能互相制衡监督的制度。

  杨启先认为,上述四项标准工作一环扣一环,相互之间密切联系、缺一不可。解决好了,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基本就可以理顺,曾某取了毒品后但这个诞辰会办得不同寻常搜,变成一个真正的企业。解决得不好,也可能是“穿新鞋、走老路”,“换汤不换药”,冒出一大批翻牌公司,徒有虚名,达不到改革的目的。

上一篇:没有了 下一篇:没有了